此次展出的仇英《清明上河图》和徐洋《姑苏繁华图》是辽宁省博物馆的珍品。这两幅名画同时出现,有一种意想不到的美。——他们俩不仅有界画的色彩,还画了同一个城市。
被学者视为最后一类,突破了审美范畴。
对于现代人来说,界画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界画最早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或类似建筑工程图的风格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画家作画时,通常需要用尺子画出一笔,使画出的线横平竖直,故名“界画”。
界画的历史非常悠久。这里曾经是中国绘画艺术的辉煌殿堂,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齐王开九天台,召齐王拜之”的记载。汉代有《汉麟阁图》 《甘泉宫图》等。南北朝时期,许多画家参与了佛教建筑的设计和绘画。当时的陆探微和顾恺之是界画大师,他们逐渐完善和丰富了界画的技法。唐代“画圣”吴道子,能“直而无界”,赤手空拳画出界限。在这些大画家的推动下,界画的艺术性逐渐加强,逐渐从建筑工程图的原始形式中分离出来,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自宋代以来,在中国绘画学科中,始于山水的绘画与始于境界的绘画有着密切的关系。借助山水画完善了界画,而界画又依赖于山水画。两者的结合产生了许多独特的作品。很多画家以画山水或人物闻名,但同时界画也很好,如“南宋四大家”中的马援刘松年,元代的画家李荣锦夏勇等。
界画强调工整写实造型准确。虽然一幅优秀的界画的完成很考验画家的绘画技巧甚至是科学素养,但是这个学科曾经被文人所忽视,擅长界画的画家看起来并不吸引人。在经历了黄金时代的发展后,界画逐渐衰落。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上那些经典的界画,生动科学地记录了古建筑桥梁船只,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意义突破了美学范畴。
《清明上河图》仇英的“反击”
《清明上河图》中模仿者虽多,但艺术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以明代大画家仇英最为精湛。但是仇英版《清明上河图》的人气远不如张择端版。实际上,仇英的《清明上河图》版本很多,其中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版本简称“石渠本”。
据记载,仇英于明朝嘉靖年间的1542年开始写作,历时近三年才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在《清明上河图》中,他精心描绘了明代苏州数百个场景和1000多个造型各异的人物。它们既相对独立,又融为一体,可谓是一卷数百幅的画卷,气势磅礴。
仇英的画作《清明上河图》并不是张择端同名画作的简单重复。他的画中没有写“清明上河图”或“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字样。可见他的本意并不是抄袭或模仿张择端的作品。虽然在画的整体构图布局上,仇英沿袭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结构,即从郊外到市内主要街道程门虹桥,再到城外,秋英画的是明中叶的苏州,而张择端画的是北宋神宗和哲宗朝汴京的街巷风格。两部作品的社会背景内容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也有所不同。据考证,仇英在《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事物和场景几乎都有历史依据可循。他们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地代表了“人类”
在文人画盛行的年代,画家仇英以其全面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绘画技巧,在美术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笔,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明四家”。但他死后没有墓志铭,也没有人为他写传记。后人对他的身世知之甚少。
徐杨是苏州人。他擅长画人物界画花鸟。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苏州,徐扬赠送画册,受到乾隆赏识,被任命为画院祭祀。从此,他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宫廷画家生涯。
《清明上河图》,原名《姑苏繁华图》,全长12.25m,比仇英的《盛世滋生图》还要长。徐阳花了24年的努力。在没有相机的18世纪,他通过这部作品真实记录了姑苏的繁华。
相传徐扬年轻时曾参与绘制苏州地图。他熟悉家乡的街道和风俗,对自己画过的场景了如指掌。《清明上河图》中,他运用散点透视法,以流动透视串联画面,以青绿山水为主调,结合兼笔界画技法和西方透视,突出人物刻画,以精湛的写实技巧生动再现了清代苏州的文化风光。画面从苏州西南的灵岩山出发,东经木渎镇,过横山,过石湖和方上,再穿过太湖北岸,直行狮山和河山之间,进入雄伟的苏州城。从汾门盘门胥门长门出城,一路沿山塘河向西北,最后到达虎丘山。各种颜色的人物12000多个,各种颜色的房屋约2140座,各种桥梁50多座,各种客货船400多艘,各种商业的招牌200多个,涵盖了珠宝鞋帽睡垫乐器盆景丝绸等50多个手工业。画笔所到之处,几十里之内的湖光山色田园风光乡镇城市社会风俗尽在纸上。
《姑苏繁华图》除了充分展示苏州的繁华集市,还生动展示了代表苏州文化的科举教育戏曲丝竹婚俗园林艺术等丰富内容。画面中的许多场景成为后人研究江南文化的珍贵资料。
《姑苏繁华图》出来后一直藏在清宫。清朝后被溥仪偷运出宫。抗战胜利后,《姑苏繁华图》流散在民间。1948年被东北博物馆即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如果将此图与仇英的《姑苏繁华图》相比较,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画家以各自不同的技法和视角,将明清时期苏州的名胜古迹和人文风情展现在我们面前,一座城市的进化史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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